里跨出的步子更大，国力膨胀更为惊人，他即便是要守住北面，也必须要付出更大努力。

雍正要得到更多人死心塌地的拥护，要得到更多的钱粮来成军，为此他就必须获得更大的权柄。而将曾静一案与大清一国的根基联系上，就能更深层次地搅动人心。

读书人以为，出书就足以搅动人心了，可对权柄在握的人来说，这远远不够，除了杀头，还得作另一件事。

燕京紫禁城养心殿，张廷玉对雍正道：“成书仓促，不仅有诸多学思未能彻底批驳，书中还有一些细节，还容易导那些愚人思及宫闱之事。”

雍正也注意到了，书中关于他得位之事的辟谣，惹人更加生疑。此时他还没想透，就问张廷玉有什么想法。

张廷玉道：“就该将此书如早前宣讲《圣训》之事合在一处，派出得力学士，深入地方，细细宣讲，既能将书中未尽之理讲透，也能防止人心误入歧途。”

这办法好，雍正连连点头，他也有了想法：“书中驳斥吕留良之说，碍于主旨和篇幅，确实未能讲透。你可另寻名士，深入批驳，另成一书，跟《大义觉迷录》一同去地方宣讲。”

张廷玉拜道：“臣正有此意，本已寻了方苞、顾天成等名家，将吕留良余毒好好涤荡一番。”

当雍正点头时，张廷玉心中狂喜，这下好了，遗祸华夏数百年的浙党余孽，将因吕留良之说被彻底毁贬而彻底灭绝……有张廷玉推手，曾静吕留良案，在《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之后，再起一波高潮。

清廷从翰林院选出若干翰林，奔赴各地，掀起一波宣讲风潮。这些宣讲使加上地方官，目标是将《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尽可能传播给天下人，堆场次，凑人头就是功绩。

宣讲会一场数百人、数千人，在陕西甚至有两万人的宣讲大会，人人手握《大义觉迷录》，随着主讲人声嘶力竭地呼号，如旗帜一般挥舞。在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