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有天壤之别。

比如历史上著名的“酷吏”张汤，在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以至于下葬时“有棺无椁”，令皇帝也为之动容。究竟在“酷吏”和“清官”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紧密联系？看来，还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命题。

总之，在极权专制政体下，清官往往是个人的悲剧、家庭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同时也必然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在一个被柏杨称之为“文化大染缸”的体制里，要想保持人格的清白，达到“众人皆醉，惟吾独醒”的境界，那注定是非常艰难的，同时也注定了在这个体制里永远是个不受人欢迎和到处碰壁的“异数”！

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官员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所以最终发展成为像海瑞一样的人格分裂者，他和赵禹、张汤一样的好血斗狠者，也正在情理之中。

由于清官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十分孤立，其实也是不能指望他们能够像清官题材的文艺作品所描写的那样，真的能为民众办成什么大事的。

因此，就实用价值来说，清官们的正面作用可以说是相当微弱，其副作用倒是十分明显。

在极权专制体制下，清官往往成为一副“麻醉剂”，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制度造成的黑暗和腐败，只会让人产生出不切实际的希望，助长了更大范围内的罪恶的产生和蔓延。这大约也正是历朝历代都要隆重推出几个清官典型在民间加以宣扬的原因吧？

一直以来我都在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当我离开上江市的时候，老百姓给我送万民伞的事情才让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些但颤心惊。

从政治层面上来讲，这样的事情很容易被人视为另类。而从我个人来说，我也很担心自己会变得没有人情味，甚至在不知不觉中被别人认为变态。

幸好我是一个有着很多缺点的人，而且我的道德标准并不高，所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