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不周，某君既是学校的一分子，也有向学校当局建议增加设备的权利，何以某君不从这些地方去促进学校的改革呢？况且复旦大学的一切行政（如聘请教授与设备等等），全由学校各科主任，校长与学生代表讨论进行的，并非一二人所能左右，某君大有可以促进学校改革的机会，但都不屑去做，倒反而写了文章去攻讦，我觉得这种态度很不好。

这封信写的太长了，但我以复旦学生一分子的资格，不能不写这一封信，希望某君的态度能改变一下才好。再我这封信是用真姓名发表的，我负完全的责任，如某君有答辩，也请写出真姓名，这别无用意，无非是使某君表明他是负责任的。

祝先生们安好！

章达生。八月二十日，于复旦大学第一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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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十八期“通信”栏，在章达生来信之后。

〔2〕“有闲阶级”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引用成仿吾批评《语丝》撰稿者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等语后说，“我们知道，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3〕指同期《语丝》所载宏芬《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一文。该文赞同冯珧对复旦大学黑暗腐败现象的揭露，并对不问教务的校长表示了不满。

〔4〕指冯珧《谈谈复旦大学》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