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8〕，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9〕了么？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10〕，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11〕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

“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

“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

乎？乎？

但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