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从而影响到中枢财政，所谓封官授爵，往往只是开出一个空头支票，具体收利多少便需要看官员具体能力如何。这样一种粗放的统治模式，吏治自然无从谈起。

如今的大梁朝廷，可谓是历数近代而无有之强势中枢，单单在控籍民便达到七百万户之巨，这还仅仅只是河南、江东、关陇等几地籍民，至于河北、蜀中等地都还没有进行系统化的入籍整编。

虽然较之中朝最盛时期仍有差距，但中枢与地方的行政能力与效率远非中朝可比，最起码一点是杜绝了地方豪强的上下遮蔽，这就使得洛阳中枢权势大涨，远非中朝可比。

如此一来，核定官品官秩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一点得以确定，又使得朝廷吏治有法可依，虽然未必人人清廉如水，但在反腐倡廉方面，有了更加简洁高效的操作方式。

中朝官制，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便是事权重叠、模糊与泛滥。普遍存在着一种一事多管、令出多门，而往往真正的要务又缺乏管制与监督。

这种现象的形成，也非一时积弊。魏晋俱为权臣霸府得国，而权臣存在本能就在于模糊事权、尽量的揽权专擅，事权的重叠与模糊，有利于他们将真正的权力攫取、篡夺到手中来。

即便不论魏晋，哪怕追溯到后汉时期，光武帝大陨石术中兴创汉，其人一生功业或是值得夸赞，但所留下的这一个东汉朝局，从一开始便是病在胎里，是建立在王莽新朝跃进之后的一次大退步基础上。

东汉无明君而不乏名臣，历代皇帝几无中兴之英明，而所谓的名臣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褒义，仅仅只是名气大而已。所谓汉以强亡，并不是说东汉真的国力强盛到人莫能侮，而是建立在强臣僭主的基础上。这一点在东汉末年的诸侯割据中，可谓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东汉本身便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外戚、宦官、士大夫交相践踏弄权。在这个博弈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