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在上面。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重庆许多厂子里发不起工人的工资。有杂志社将一个中篇小说的稿费寄到母亲这儿。我因为才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母亲不让出外，她说她去邮局取。第二天清早她戴了一顶草帽出门，可是到了傍晚也没归。我一会儿跑到阳台上看中学街，有无母亲的身影，一会儿跑到前面走廊看。父亲在他的房间里更是坐立不安。

这么热的天，73岁的老人，到邮局，一个多小时爬坡下坎，会不会中暑？

太阳都下到江心里了，母亲才回来。我对母亲说，我和父亲都着急坏了，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我把一杯凉茶递给母亲。她把稿费交给我。

我收过来，发现她不高兴。就进到里面房间，从皮夹里取出一些钱，放在一起给母亲。

母亲不要，我非要她收着。她说这么多，那我给你存着。她喝完水，这才说她去了江对岸朝天门。

父亲摸着从自己的房间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母亲说：“朝天门马路上坐满了我们退休的人，我们很齐心，好些人同情我们，也加入静坐。”

我本能地朝窗外看，江水浩渺，还是能看到朝天门，老头老太太顶着烈日坐在发烫的地上示威。母亲也在其中。她从邮局出来，就坐渡轮到了对岸。她遇上了王贵香，以前在船厂一起抬一根杠子的人。

王贵香比母亲小几岁，父亲解放前在警察署当过文职官员，解放后被抓起来，关了3年，划成分为官僚。父亲被勒令到边远农村当小学老师，郁郁寡欢，很快得病去世。她丈夫是个技术人员，在50年代大鸣大发时给党委书记写大字报提意见，历数二十条共产党的不对，被投进石桥的孙家花园省二监牢20年。里面有工厂，专做电扇的配件，他在里面也是做技术员。后来因为犯人出逃与他有关，罪不可饶，被加刑枪毙。母亲说，那段时间王贵香寻死好多次，都是母亲守着她。母亲与她同病相怜，成为好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