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村子里已剩不下几个知青。1978年德华一回城不久，考虑就很实际：有可能四姐一辈子农村户口，命中注定是个农妇，他将一辈子受穷受累。开始追求他的女同学——厂里支部书记的女儿，婚姻能改变一切，还说不定能提拔成干部，不再当工人。

除了我们家的人，谁都不认为他做得无理。至于爱情，在户口面前不过是个笑话。四姐写了厚厚一封信给家里，求母亲想一切办法使她能离开农村，否则，她只有嫁给当地农民。

母亲当然没有办法，她既无门子，也不会通路子，更没有拉关系的金钱。她只有流泪，着急，怨自己，恨不能把自己的性命交出，只要能让四姐回城。

四姐知道德华开始变心，急得没办法。她只能一横心，赖在重庆不回。直到德华答应断绝和女同学的往来，才回农村想办法。她动身回农村前，邻居的一个熟人串门，当时四姐说着说着，忍不住就哭了起来，那人动了慈悲心肠，问四姐愿意不愿意去郊区一家合作单位当小工挑灰浆桶？她根本不用想，就答应了。

四姐走上母亲的路，成为挑沙子砖瓦的工人，母亲叫零时工，她叫合同工。每天一身臭汗回家，谁也不想理睬，我和她之间越来越没话说。

德华上班的地方离我家并不太远，工厂在弹子石渡口上端。他长相斯文，白净，长得俊气，我第一次见德华，以为他是古典小说连环画里走下来的书生。

他来我家，总抢着做家务，挑水，理菜，炒菜，洗碗，也很有礼貌。母亲却记着他对四姐三心二意的事，不喜欢他，不爱说话的父亲也对德华冷淡，父亲认为他太女相，命不顺。天一晚，父亲就在堂屋对着阁楼叫，说路上不好走，天又黑了——明显是下逐客令。但父母的种种暗示明示都没用，四姐硬拉着德华住进了我家，她只有靠这个办法让他最后实践娶她的诺言。

我和她、德华三人住在阁楼上。四姐早出晚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