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抢手货，轮不上他。偶尔运气好，得到点芭蕉头，煮过水，去了点涩味，切成片看上去象芋母子，难吃。但比起其它充饥的东西，算不错的了。父亲想到母亲正拖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去山坳里挖野菜草根，他就勒紧裤带限制着自己每天的定量，节省下来带回家去。

终于有一天，他脚一绊，一头从驾驶舱栽到甲板上，扑腾着却没能站起，反而滚落到江里。他的头摔了个大口，血流不断。船从泸州开到宜宾，父亲才被送到医院，检查时发现他的眼睛出了问题，视力严重衰弱。

那个饥饿的冬天，母亲已有身孕，还在塑料厂做搬运工。她有必要多吃一点，为了身体里的我。

没有，母亲没有这个权利。我的姐姐哥哥没感到有这必要，让母亲多吃——没必要让尚未出生的我多吃一点。他们为我作了不必要的牺牲，在那难忍的日子里。后来，他们脑子里忘了这一点，心里却很难忘记。我感觉到这一点，却一直未弄懂他们怨气的由来。

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就营养不良，在胎中就拒绝动弹。母亲觉得怪异，一直担心害怕。我是城中心七星岗那个妇幼保健中心生下来的。母亲说她到医院去的路上，路过一家电影院，正在演《洪湖赤卫队》。在电影院门口，羊水流了下来，她忍着继续走，痛得受不住就坐在街边石阶上。过路的好心人见她大肚子，咬着牙，脸色惨白，就把她扶到这家医院去。

母亲生过那么多孩子，除了大姐，都不是在医院生的，她自己生，自己剪脐带，洗和包。母亲捏算日子，我早过预产期，早该出生了，她怕我是死胎，这才去了城中心。我生下来，过了许久也没哭，医生倒抓我的腿，使出力气打屁股，才拍出我满喉咙胎里带来的苦水，我的哭声只是呻吟一样的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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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我有福气，生下来已是1962年夏秋之际。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终于缓解了连续三年，死了几千万人、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