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冲突），这种态度，是很磊落、很正确的；他说李敖“提出政治斗争的理念和规格”，说李敖“弄出一百分的方向，看我们做到几分。……这种程度的批判可以接受”，这种态度，也是很磊落、很正确的。我觉得，我们这些对“蓬莱岛案”讨论的好朋友，不论批评的和被批评的，关切的大前提都是在求党外的“止于至善”，这大前提是一致的，问题只是出现在认定什么是“至善”方面。党外的普遍缺点，是他们认定“至善”的训练，失之薄弱，这个现象，“党外的理论‘健将’”也有责任。就我个人来说，我从事“生公说法”的工作二十多年，但总觉得距离“顽石点头”的境界，还是太远。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混蛋还是混蛋。先知其实和先烈一样，在有生之年，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失败者。这种人的成功，往往是在死后。虽然如此，先知这种“不信邪”的人，总还是能做一分便算一分。“顽石”其实是永远跟不上先知的，因为先知自己也不断地在前进。先知易卜生在三十六岁时自我流放，直到晚年，才得到自己同胞和全世界的肯定。在他五十五岁时候，他留下一封信给朋友，说：

十年以后，斯铎曼的见解，社会上一般人大概也跟上了。但这十年中，斯铎曼自己也不断在进步。所以十年以后，他的见解仍旧比一般人超出十年。就我个人来说，我感到我不断在进步。以前我每个剧本里的主张，如今都渐渐变成一般人的主张。但等他们跟到那一境界的时候，我早就不在那儿了，我又更进一步了。我希望我总是朝前走了。

对我个人说来，我知道我“生公说法”中的许多“法”，不成材的党外其实是跟不上的，不但跟不上，甚至还是误会、反对的，但我绝不怕他们误会、反对就不说。——李敖之所以为李敖也，也就在此。

真正伤害党外的，不是党外不去为“善”，而是党外不去为“至善”。党外只以为他们做的是“善”就够了、就是“善良高贵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