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条件要我为他出版。惟一条件是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用笔名"司马既明"发表，不能透露他的真名字。我感于他的一片至诚，完全同意了。也许有正人君子讥笑本书作者，怪他涉嫌"双重人格"（doublepersonality）、怪他自己做了四十二年的老国代，却不能以真名字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反倒以双重面目并存于今生今世。但是，若反问一下，"双重"

固然不当，但是单一到底、冥顽至死，难道就对吗？难道老国代一做四十二年，最后同流合污、守口如瓶、一点底也不掀、一点省也不反，坚守"从一一而终"、昧心"仁义道德"，就比"双重"更好吗？又有故监察委员黄宝实者，在北京大学与爸爸同学，到台湾后整天用功读书不辍。有一天，他拿新著《侏儒类稿》要我看，我说："这稿子很精审，但是如果不来搞这些学术，而用同样的时力去搞你们监察委员的弹劾书，那该多好！学术真是误事啊！"他又继续写《校雠学》，我回信给他说："您的《校雠学》稿子如何了？你们御史老爷，不但要嫉书如雠，还得嫉恶如雠。您是监察院中数一数二的嫉恶如雠人物，亟盼能在这方面继续多雠一些，《侏儒类稿》少一点，惩贪录、洗冤录多一点，不也很好？"

……这些我亲自耳闻目击的小故事，在在都证明国民党老贼们的无奈心态，但是，以他们的地位，真的一直无奈而无法有作为吗？我很怀疑。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故立法委员齐世英在他家请我吃饭，在座有梁肃戎、石坚、司马桑敦等。座上梁肃戎对我说："我没有你李先生这种勇气，很多话我不敢讲。"我表示，你们也是有勇气的人，只是你们不肯讲而已。梁肃戎是东北人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四十年来，在他的表现中，我们却看不到他对在家乡的东北同胞推之以恩、或对在台湾的东北同胞援之以手、或对在台湾被他们国民党非法迫害的东北同胞慰之以问。梁肃戎在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