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乃同意。

我是1976年11月19日服刑五年八个月期满，无保出狱的。出狱后第十一天（12月1日），就有了生平第一个正式职业。那天“国关中心”主任蔡维屏约我见面，说目前研究大楼的研究室已满，把我安排到总务大楼，用总务主任办公厅对面的房间做研究室，我心知他们要“隔离”我，我笑而受之。“国关中心”图书馆“敌情资料”甚多，我去借书，我一到，安全室江主任就到，并向女职员们调查我所借何书，我心里有数，一本书也不借。我去“国关中心”，根本的心态就是应付吴俊才老师的。到了第二年，吴俊才老师去萨尔瓦多做“大使”去了，我趁机坚辞“国关中心”职务，主任蔡维屏不肯放人。我感觉是：“那次短暂的‘副研究员’，就好像一个人上街买菜，突然被抓去当兵，他一有机会，必然要开小差，还回去买菜一样。”最后，“在中心我待了十三个月，但是全部上班的时间，不到十三个小时。不但拒绝研究，也拒绝讨论、拒绝听演讲会、拒绝签到、拒绝请领书报，最后拒绝领薪水。”我决心走人。1978年，我甚至有存证信给蔡维屏：

一、本人已早于1月22日以挂号信辞职，同时退回薪水，附还证件，并请寄下离职证明。

二、不料等了四个多月，一直没收到离职证明，反到收到“国研”政人○二○九号和○四○○号来件，视同本人仍在任职，显与事实不符。

三、并随信退回来件，并请将离职证明寄下。

只是蔡维屏做不了主，坚不准辞。后来吴俊才老师自萨尔瓦多返台，亲到我家，同意我辞职，但邀我去《中央日报》任主笔，再准备接任总主笔，我笑着说：“我不会给国民党做打手的，谢谢老师啦！”1978年8月20日，我终于收到蔡维屏签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离职证明书”，“离职原因”栏填的是“辞职”，“离职日期”栏填的是“1978年3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