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适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我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是我爸爸的老师，虽然他早已忘了我爸爸的名字。他对我的赏识，纯粹是基于我的治学成绩使他讶异，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我很感谢他对我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为了救急，我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一千元。但我决定不把这一千元做为赠款，只做为贷款，我决定借用一阵子后，把钱还给他。

我在10月10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11月11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