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转到上海后，王家桢一家也转到上海。大弟、小弟约我去玩，三个小男生参观了全国最高的国际饭店、金门大厦，大概上下电梯多坐了一两次，引起开电梯的上海佬怒目相向，上海佬的势利眼，我至今记忆犹新。王家桢请我吃饺子，王伯母最后留下盘中的三个饺子不吃，说要留在盘子里，吃光了太难看。王家桢手不释卷，那天他手中拿着的一本厚厚的翻译小说，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的。此公面貌不凡，亲切中有庄严，令人印象深刻。与王家桢分手后四十年，我应邀到世界新闻学院演说，讲完在人群走出时，一个熟悉的面孔在旁叫住我：“我是世新的老师，我叫王素梅，是王家桢的女儿。”我没想到王家大姊竟跟我相逢孤岛之上！前后四十寒暑，得见父女两代，人世际遇，岂不奇哉！

我在上海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我早在北京时候，就对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向往不已，到了上海，亲自去看，十分过瘾。商务印书馆楼上有风渍书大廉价，每本书后面盖个蝴蝶图章，证明为廉价品，我买了不少，大部分是“现代问题丛书”和“新时代史地丛书”。去这几家书店，我必须过桥进入黄浦滩，有一天早上，我在黄浦滩边目击了抢购黄金的热潮，那幕镜头令我终生难忘。原来1948年8月9日，蒋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美金0.25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老百姓不准私存黄金，抓到了要要命，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中国老百姓真好欺负，1935年，实行法币那一次，首先领教了蒋介石政府的厉害。抗战以后，蒋介石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老百姓沦为敌伪遗民，日本鬼子为贬低币值，将法币兑换日本军用票或伪钞，兑换率从军用票一比法币二·一，滚成一比十·四，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不料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又将伪钞以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