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的口气，只喃喃地半自言自语：“用不着炸*-！”

班龋说是要先炸。”像是声明她不负责任，反正是有这话。她虽然没像荀太太“三日入厨下”，也没多享几天福，出阁不久就出国了。不会做菜，红烧肉总会做的，但是做出来总是亮汪汪的一锅油，里面浮着几小块黑不溜秋的瘦肉，伍先生生气地说：“上中学时候偷着拿两个脸盆倒扣着炖的还比这好。”

后来有一次开中国学生会，遇见两个女生——她们虽然平日不开伙仓，常常男朋女友大家合伙打牙祭——听她们说红烧肉要先炸过，将信将疑。她们又不是华侨，不然还以为是广东菜福建菜的做法，如果广东人福建人也吃红烧肉的话。回去如法炮制，仿佛好些，不过要炸得恰正半生不熟也难，油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不是炸僵了就是炸得太透，再一煨，肉就老了。

回国几年后，有一次她拿着一只猪皮白手袋给荀太太看，笑道：“怪不得他们的肉没皮，都去做鞋做皮包去了！”

荀太太拖长了声音“哦”了一声，半晌方恍然道：“所以他们红烧肉要炸——没皮！不然肥肉都化了。”

班龋是说要炸嘛，”伍太太夷然回答，就像是没听懂。她为它烦恼了那么久的事，原来有个简单的解释，倒仿佛是她笨，苦都是白苦了，苦得冤枉。一个红烧肉，梳一个头，就够她受的。本来也不是非梳头不可，穿中式裙袄，总不能剪发。当时旗袍还没有名闻国际，在国外都穿洋服，只带一两套亮片子绣花裙袄或是梯形旗袍，在化装跳舞会上穿。就她一个人怕羞不肯改装，依旧一件仿古小折枝织花“摹本缎”短袄，大圆角下摆；不长不短的黑绸绉裥裙，距下缘半尺密密层层镶着几道松花彩蛋色花边，也足有半尺阔，倒像前清袄袖上的三镶三滚，大镶大滚，反而引人注目。她也不是不知道。

也是因为他至少看惯了她这样子，骤然换个样子就怕更觉得丑八怪似的。好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