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荷西很安然的说。

“为什么不参加？”我叹了口气。

“有事找律师嘛，一样的。”

“马利亚常常恨我呢，听了去年共产党竞选人的话，总是叫我——资方、资方呢！”我咬咬牙狠狠的说着。

马利亚并不是个过分懒散的人，她只是看人做事而已。

有一天我看见她挂在二楼那家人家窗外殷勤的擦玻璃窗，我有趣的站住了。

“马利亚，我住了半年了，玻璃窗一直是自己擦呢，什么时候轮到您来帮帮忙。”我笑着说。

“这家人每月另外给我小帐的。”她不耐烦的说。

这家的太太听见我们谈话就走了出来，对我点点头，又在走廊上轻轻跟我说：“太苦啦，孩子又多，是帮助她的。”我抿嘴一笑跑掉了。

也许马利亚看透了我是拿她没有办法的人，有什么事情仍是大大方方的来找我。

“女孩子，法兰西斯的车今天送去保养了，没人送我回家，你送我去怎么样？”她要求人的时候，脸就软了，笑得一块蛋饼似的。

我望着她，说：“不去。”

“我从来不求你的。”她的脸色僵了。

“上礼拜我发烧，黛娥到处找您，请您来换床单、扫地，您跟她怎么说的？您说，我是一个星期扫一次的，多了不去。”我好笑的说。

“本来就是嘛！”她耸耸肩。

我咬着原子笔，看了一眼这个没有良心的女人，再也不理她了，低下头来看书。

走廊那头荷西吹着口哨过来了。

马利亚马上跑上去求他，荷西无所谓的说：“好啊！我们送您回家。”又叫着：“三毛，快出来。”

“我不去。”我冷淡的说。

“我送了她就回来。”荷西喊着。

“不必回来了。”我大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