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她自以为与叛徒妈妈划清了界线，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之后，她的男朋友在调往县宣传部工作时却被迫与她划清界限，不然就不能去干那项革命工作。晓华主动与男朋友小苏断绝了关系，成全了男朋友。

在跟妈妈决裂了八、九年后，晓华收到妈妈一封信，说组织上已经给她平反了，但她的身体被摧残得厉害，活不久了，希望女儿能回去见上一面。晓华赶到妈妈身边，但妈妈已经去世了。

“伤痕文学”的这两个经典之作，毫无疑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叫“精神内伤”的绝好注解。所谓“精神内伤”，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心灵扭曲”，或者叫做“被洗了脑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班主任》里的谢惠敏比宋宝琦扭曲得更厉害，而且更带有文革的特征。宋宝琦一类不好好读书的混混，哪个时代都有，但谢惠敏这样“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类型的学生，可能是典型的文革产物。

《伤痕》里的晓华，很明显也是被洗了脑了，阶级性跃居首位，人性亲情退居n线，因为妈妈是叛徒，是阶级敌人，就跟妈妈断绝母女关系，八、九年不跟妈妈通音信。这在当今看来自然是叫人无法理解，但在文革年代却很平常，平常到做的人心安理得，甚至为自己的大义灭亲感到自豪和骄傲。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伤痕文学”是描写被文革扭曲的心灵的，尤其是扭曲的心灵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伤害。“伤痕文学”的作者在文革刚刚结束的70年代末，就敢于触及这个还没完全解禁的禁区，其勇气令人佩服，那些敢于将这两个短篇发表的杂志社编辑和报刊编辑，不仅有勇气，也有先见之明，合该写进文学史里去。

如果大家把《班主任》和《伤痕》找出来看看，会发现两篇小说的语言都非常“党八股”，完全是那时的所谓“帮腔帮调”，也就是文革期间常用的那种写法。

两篇小说都按当时的要求加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