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过的绝望，他们这才明白这个孩子其实是他们两个大人的唯一的希望。而从前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过，他们竟将他们的希望忽略了这么长久。如今他们终於注意到了，可是却已经破碎了。他们几乎说不出声来，半天，才问了一句：你要这钱做什么？阿康惭愧似的一笑。然後他们又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为什么拿了钱又不用掉？阿康就更无话可答了。这天夜里，他们商量了很久：要不要将此事向孩子的学校反映。他们觉得这是一桩大事，不仅不应当瞒着学校，还应当依靠学校。可是事情一旦传开，孩子的处境将会如何？他们反复权衡利弊，一会儿倾向於去，一会儿倾向於不去；或者是他倾向於去。她倾向於不去；或者是倒过来，她倾向於去，他倾向於不去。有几次终於决定了去，可是面对了老师却又说起了关於考试和复习的事情。还有几次说好了不去，却不知不觉绕到了学校，在门口徘徊。他们昼夜忧心忡忡，心里压抑得要命。後来，他们实在抵御不了这种忧虑的折磨，他们觉得他们简直是面临了家破人亡的灾难，而他们从来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应该不做什么，他们一无所能，一无作为，他们只有去学校了。

後来，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假如不去学校，事情会是怎样发展。或许是他们没有勇气去设想这些，因为他们不愿意背上自责的包袱，永世不得翻身。他们想，这是唯一的做法，是事情发展的唯一道路，他们想：这都是命中注定。他们就是这个命。他们演变成了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而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三层阁上做一个宿命论者，出了阁楼，他们还必须继续扮演一个积极的唯物主义者。

他们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来到老师办公室里。他们战战兢兢地，语无伦次地，吞吞吐吐地，对老师说，他们发现孩子有偷窃行为。以他们贫乏的想象力，无法对孩子这一行为作出别种解释。他们再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说出“偷窃”这两个字的时候，孩子几乎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