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像小学生在背诵老师要求背的课文，而且因为背得好，桑姆的语气中有一种“优秀学生”的优越感和不容置疑，对“淘气捣蛋学生”加措和贡布所说的那些观点表示不屑一驳。

作为一个内地人，我也聊起中国发生的一些事，并非我们看到的那样。桑姆一边慢慢摇晃着身体、很认真地听着，一边开始困惑。她沉默了一阵子，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然后说：“就算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但是我本人当个好人，只办好事，总不会错吧？”她说，“离太远的事儿，不知道咋回事儿，也不知道谁对谁错，那我就在工作中帮助需要我帮助的人，我自己做个好人，不管别人干什么，这不管啥时候都是正理吧？”我们看桑姆这么认真，也不好再进行更复杂的讨论，都被她面有忧色又努力找到态度的样子打动，对她的问话纷纷点头称是。

夜幕降临，我们再一次聚在牛肉面馆里。大话题告一段落，一面喝着汤，困在聂拉木这个眼前的小麻烦又再次成为核心话题。

“如果不是等曲珍姐姐从拉萨过来，我前两天就下去了。”桑姆说。

“前天早上，我从拉萨过来，在日喀则拦越野车想搭车，也奇怪了，一天一辆都没搭上，我要是那天早到点儿，那天的班车也能赶上，可又没到那么早，结果就只能坐昨天这班。”加措说。最后，大家异口同声说：“这就是缘分啦，要是我们都早下去樟木，雪赶不上，人也碰不上了。”

四

第三天一早，雪停了。但是什么时候推土机来推？又是一个新问题。有人说，不给点钱他们估计不能这么快推；有的说等有交通部门的领导从日喀则上来，他们就会给领导推；有的说，估计过年前不一定推了。

到下午，推土机可算是出发了，那轰轰的声音听上去从来没有如此振奋人心。推土机出了门，大家心都稍安。贡布拿出他的笔记本电脑给我看照片。他家里八个小孩，大姐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