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里。每次试听背景音乐，刚把耳机戴上，他就手舞足蹈摇头晃脑，像进入另一个世界。拍摄之初，他举起酒杯带着整个剧组喊加油，但心里满是忐忑。开机前一夜，他根本睡不着，担心电影会因各种原因失败——菅广顺是临时演员，又是盲人，如果中途不能坚持，剧情就全黄了；剧组都是年轻人，大学生为主，热情地参与可能只是一时兴奋，第一次合作，如果中间闹了矛盾，可能分崩离析；村里条件差，如果拍摄太久，城里来的人能不能一直坚持，也令人担忧。

电影的绝大部分情节都真实存在。除了菅广顺的本色出演，其他角色都是村民临时客串。大部分村民听说要演维权的情节，摆摆手就不接话了。菅浩栋不敢把真实剧情告诉村民，拍到哪儿，临时演员就找到哪儿。电影拍到一半，因为没有合适人选，他和父母也上阵了。几个场景都是在自己家里。有人劝诫菅采连，儿子瞎折腾，最后可能是一场空。菅采连嘴上笑呵呵应付，却并不理会他们：“我儿子不赌博不吸毒，想走自己的路，怎么就是一场空了？”

无论剧情设置还是镜头、音乐的使用，菅浩栋只按自己的方式来，剧组人员常有意见，但没人能说服他。“我不是固执。导演有自己的风格，我只是严格按照我的风格来。他们说的如果有道理，我自然会听。”但在片场以外，菅浩栋尽力地照顾剧组感受。他本来不怎么喝茶，这次为了缓解剧组压力，从北京特意买了茶叶，每晚泡上，整个剧组围着喝。

拍摄原计划二十天，但实际速度快得多，只用了十天，电影就拍到了结局。和主要情节基本写实不同，菅浩栋虚构了电影的结尾——盲人生病，到城里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当他病愈再回到村口时，却发现故乡已经搬迁，整个村子不知所踪，取而代之的，只有一片黑压压的煤矿。

菅浩栋用一个长镜头注视着这片土地：菅广顺下了面包车，拄着拐杖，一个人在电影字幕里落寞地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