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这些人不来上班，他们就雇其他人，等过两天，原来那批人又回来了，依然是熟面孔，连培训都用不着。

非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其他地区，但百姓也不再是仅仅满足于吃饭穿衣，而是有了其他方面的需求，比如使用手机。以这些黑人寅吃卯粮的习惯，自然是难以存下钱来买手机的。于是，阮福根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手机租赁的方法，规定只要农场上一天班，就可以获得手机一天的使用权，用满一年，手机就归对方所有。这样一个政策一推出来，应聘干活的人又多了一倍有余，而且工作的连续性也有了保障。

“我琢磨着，照这样做下去，用不了几年时间，这些人也能学会存钱的。”梁东明笑着评论说。

“如果真能让这些当地人学会存钱，你们可是功德无量啊。”冯啸辰感慨地说。

“是啊，如果我们能搞上这么十几年，二十几年，这个地方肯定会大变样的。”阮福根说。

冯啸辰看着阮福根，问：“怎么，老阮，事情有变化吗？”

冯啸辰这样问是不奇怪的，因为这是明摆着的事情。阮福根他们绕了这么多弯子，跟冯啸辰说他们租借土地的事，显然不会是吃饱了没事闲聊。他们说前几年租地种地收益不错，后一句话自然是要说现在情况有变了。冯啸辰有这个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绝非羞花闭月的小鲜肉，阮福根他们跑到坎代来，不是来追星的。

果然，阮福根叹了口气，说：“唉，我们辛辛苦苦把地开发出来，灌溉设施也搞了，农民也培养出来了，结果，人家不让我们租下去了。”

“为什么？”冯啸辰眉毛一皱，问道。

“有人竞争呗。”万官生说，“有人给戈斯内尔国政府开了更好的条件，要求把我们的地收回去给他种，所以我们就种不成了。”

“欧洲人？”冯啸辰问。

阮福根冷笑说：“就是咱们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