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只有共党和桂系才是真正的主战派，其余皆心怀叵测。

所以在抗战之初，常凯申是非常孤立的，靠着乾纲独断才把中国拉上了抗日的战车。

正因如此，汪兆铭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从1938年冬开始走上公开求和的道路。他觉得自己能一呼百应，然而真正的实权人物却不跟着他混，身边追随的尽是些政治失意者。

当时的舆论风向是：战败可谅，言和有罪。

对于汪兆铭的“艳电”，虽然有无数人破口大骂，但却不乏同情和共鸣者。因为他们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汪兆铭当了汉奸，而他们不敢当汉奸而已。

即便到了1939年夏天，这种军政官僚整体趋向于妥协的情况都未改变，国党中央党务秘书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凭心论之，目前能以支持大局，坚决不挠者，亦似只有彼（老蒋）一人。自余之文武大员，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诸口者，比比皆是，终以蒋先生之威望，不能不绝对服从，忍耐痛苦，坚持到底。汪先生之离变，正为一般有知识者之代表。”

我们以前揭了常凯申许多黑底子，但实话实说，老蒋对抗战的贡献非常巨大，即便他各种微操作坑害队友。他身边的那些军政大员，十有**都想着赶快议和，老蒋通过独裁手段生生压了下来。

这也是即便到了抗战后期，还有很多热血青年支持常凯申的原因，他们认为唯有英明领袖独裁才能抵抗到底。

可想而知，现在丢了广州，武汉马上也要弃守，中国疆土沦陷近半，那些军政大员的士气该有多低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能够坚持一年而不速亡，那是因为日本还没有来真格的。

陈寅恪就更悲观了，直接在诗里来一句“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断恐待来生”。他把中国比作南宋和南明，认为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收复华北只能等到下辈子了。

你自己悲观倒也罢了，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