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但是应变能力不强，我其实变相就是这个团体的负责人，无形的压力很大，但是现在碰到了王四川，我感觉他能为我分担很多的压力和责任，所以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

王四川遇到了我们，自然也是心情大好，说完他问我们的情况，我一五一十都说了，他听完袁喜乐的事情就发呆，我们说的这么玄，他真有点不相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不得不信。

我不知道怎么能说得更明白点，因为事实上，袁喜乐和陈落户的事情，我和他一样的无知。便对他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

从他的叙述来看，我感觉这个大坝应该是一个对称结构，两边都有一个“沉箱”升降机，表明大坝的两边，都有安置电机的水下机房，我就算最少一边两台电机，一台主一台副，也有四台，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极度落后，几乎没有电灯（你可以查考小兵张嘎中的城乡，非常的真实，就是解放后很长一段时候，我们生活的环境也还是这样，特别是农民），这样的电量可以支撑一个乡镇了。

马在海说起来，这样的大坝，应该是从两边开始修起，最后在中间合拢，他跟着苏联人的时候，听过这种方法。

王四川就纳闷了，问我们现在在大坝的哪个位置？

我心说沉箱能够到达的最底层的位置，应该是大坝的基部，用混凝土灌装电机的地方，但刚才走过来看的时候，显然不是，外面巨大的空间，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冰窖，不知道冰冻着什么。

但是王四川并不是我们的救星，虽然他可以在精神上为我解除不少的压力，但是在业务方面，他并没有带来多少的改变。不过有他在，我确实是最大程度的镇定了下来。开始琢磨接下来怎么办？

这里所有的人，伤的伤，晕的晕，没伤的也又冷又饿，不是危言耸听的说，我们当时所处的状况，如果换上现在的小年轻，肯定早就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