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因为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韩愈的散文《马说》，其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话，更几乎妇孺皆知。谈到这个伯乐制，吉戎菲感触良多，她怀疑历史上根本没有伯乐其人。整个先秦，东周和西周，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春秋和战国，又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除了其他人们熟知的之外，吉戎菲认为，用人机制的改变，也是这几个关键时期的重要特征。西周使用的是世袭的分封制，西周的灭亡，其实也体制在分封制的不合时宜。代之而起的是举贤制。举贤制相对于世袭的分封制，肯定是一大进步，然而，举贤却是一种典型的人治产物，没有制度性保证，任何人，都不一定把真正的贤才推举上来。吉戎菲觉得，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很善于用寓言说事，他们想说明当时伯乐相

马似的用人制度存在巨大缺陷，才编出了这么个寓言。韩愈的散文在结尾时也说得清廷明白，千里马之所以不成其为千里马，是因为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如果往深一步探究的话，韩愈其实是在告诉人们，天下哪有伯乐存在?既然没有伯乐，也就根本不可能分辨千里马和百里马了。正因为这种用人制度无力选拔真正的人才，到了隋代，才开始了科举取士，也就是说，科举制度是比伯乐制度先进得多的人事管理制度，不仅仅是时代的进步，而是人类的进化。而我们现在，又复古倒退了，回到伯乐时代去了。现在的组织部门太僵化，每次让他们去考察干部，就是一个伯乐相马的过程。其实，我们的组织部，哪里有伯乐?就算有一两个伯乐，也被提拔到了组织部长副部长的位置，他们是不需要亲自去相马的，相反，那些派去相马的人，都是一些低级官员，程序也千篇一律，找几个人谈话，提一些不疼不痒的问题，记录的评语，就像老师给学生写的期末评语，全都是空话套话，用在谁的身上都适合。吉戎菲说，现在组织部门所作的评语，你需要反过来猜，比如他们说某个人工作能力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