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是熟人，”黄支队说，“开始通过死者面部的布片推断熟人作案我还有些忐忑，现在通过现场情况，基本可以肯定就是熟人作案了。看来抓她老公没抓错。”

我站在现场闭着眼，试图把现场的情况再还原一遍，可是总觉得损伤问题有些不能解释。于是我摇了摇头，说：“先回去吧，一边等检验结果，一边去看看对刘伟的审讯。”

我们在视频观察室看着审讯室内的刘伟耷拉着脑袋，一副无精打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招了没？”黄支队问。

侦查员摇了摇头：“反复强调他没有杀人，但是对于昨晚的行踪，他只字不提。”

“去火车站调一下监控，看他到底有没有去上海。”黄支队说。

侦查员面露难色：“这，火车站那么多人，有些难度啊。”

“不用，”我说，“去查一下宾馆开房登记，我突然觉得他不像是凶手，他之所以不提昨晚的行踪，可能有其他原因。”

黄支队惊愕地看着我，愣了一会儿，转头对侦查员说：“去办吧。”

黄支队看着侦查员离开观察室，对我说：“你这样说是不是武断了些？如果因为你的直觉改变了侦查思路，可不是小事。”

我摇了摇头，说：“不仅是直觉，我觉得死者的损伤有些奇怪。”

“你是说她额头上那些密集的小创口？”

“是的，”我说，“如果不是用药致晕死者，在死者清醒状态下同时形成额部创口和颈部损伤，除非这件事不是一个人做的。如果是刘伟想杀她，不需要找个帮手那么麻烦。”

“时间不早了，”黄支队说，“各项检验和调查的结果夜里才能出来，你先休息吧。”

躺在宾馆的床上，现场的情景在脑海中一幕幕呈现。突然，被水枪冲倒的大衣柜的样子闪入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