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何必说利，只要说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么利我的国家？’大臣们说：‘怎么利我的家族？’平民说：‘怎么利我自己？’上下都争夺利，你的王国就危险了。万辆战车的王国，杀他君主的，必是拥有千辆战车的大臣。千辆战车的王国，杀他君主的，必是拥有百辆战车的大臣。假如大家只讲仁义，不讲功利，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魏囗当时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孟轲在魏王国的游说彻底失败。

从上面这番说话可看出孟轲反对功利，但他的仁义理论却仍然建筑在功利的基础之上。孟轲又说：“为国家开辟上地，充实国库的人，现代人称他们是英雄，古人称他们是民贼。为国家缔结联盟，攻战必胜，现代人称他们是英雄，古人称他们是民赋。”这种民贼必须排斥，于是孟轲声言：“勇敢善战的将领，应处死刑。能广结盟国的外交家，应处次一等的刑。垦荒拓地的移民，应处再次一等的刑。”孟轲这段话，可能是对某一种特定的事情有感而发。但一旦实行起来，结果将是一种悲惨的场面，那就是：为国家图富强，为人民谋福利和为抵抗侵略，捐躯战场，折冲国际的英雄和外交家，都成了民贼，要被铲除。

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九十年代时，滕国（山东胜州）国君姬定公逝世，他的儿子姬文公即位，向孟轲请教：他应该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孟轲指示姬文公首先应该“服三年之丧”，必须为死去的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间，不准吃肉饮酒，不准听音乐，不准跟妻子同房，不准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不准处理任何公私事务——这一项最重要，一处理公私事务，便是功利，不是仁义了。更不准从事任何劳动，只准穿粗布衣服，盖粗布被。睡在草地上或木板上，专心专意的悲哀，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口吐鲜血，或昏迷不醒。这种行为被称为“孝道”，是达到仁政的必要步骤，也是仁政的具体表现，国家由此即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