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只好搬回到市里去。

一九九一年，在白老实一案发生的三年前，村里的治保队私设公堂，把一名被怀疑偷了厂里原材料的工人打至重伤。最后人被证实是冤枉的。

卫国庆认为治保队下手虽然重了些，但是是从“保护白泥村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的。靠着手里厚厚的钞票，卫国庆使涉案的大部分人员获得了缓刑轻判，只有俩人服刑。对这俩人，卫国庆在村里表态了，由村里每二十户人为一组，轮流负责这俩个家庭的一切支出和费用，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俩人是为了村里的人去坐牢的。

一九九二年，卫国庆参选省人大代表，结果意外落选。原因是他过于桀骛不驯，太过傲慢自大，得罪了太多的人。

他当即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滨海市里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

孤愤、怨恨、抵触、对立之气，溢然纸上。他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交恶显而易见。

这些都是卫国庆曾经引以为耀的资本和战绩，也是他看不起官员和政府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在这位著名的企业老总观念里，随着时代的发展，“没有什么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而且“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不过这一次，他对说服白老实却没有一点儿信心。

别说是卫国庆，就连见惯大场面的刘大同和王增明这两位政府大员，也被白老实身上那种坚韧所震撼，许久没能说出一句话来。

从内心来讲，刘大同和王增明对卫国庆并没有多少交情，对这个洗脚上田又迅速暴富的企业家和村支书，他们俩是又爱又恨。既爱他创造的业绩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