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满清那样直接烧杀抢掠，但谁敢冒头就扣上一dǐng“汉奸”的大帽子，没人能受得了。江南被满清占领了三年，有些身家地位的士绅商贾多多少少都和清廷官府有过合作，谁的屁股都不干净，楚军拿着明晃晃的刀子，眼睛一直在大家的屁股上扫来扫去，大家只好闭上嘴巴，乖乖的送上银子。

对于田赋这一块，汪克凡相对比较收敛，没有加征。

商税和矿税影响面较小，大富商的利益损失最大，田赋却影响到方方面面。这个年代的中国，主体结构毕竟是一个农业社会，田赋一旦征收过重，除了中小地主之外，自耕农和佃户这些普通的农民也会受到伤害，汪克凡征收的田赋越多，地主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的负担就越重，搞不好会闹出乱子……但是话说回来了，田赋和人头税是财政收入的大头，汪克凡不可能大方的免收赋税，他仿照满清的比例稍微降低两成，从隆武五年的秋赋开始征收，很快又把年末人头税的指标下到各个州府，在新年前一定要足额入库。

征收赋税历来都是发财的机会，各级官吏中，有些人趁机加大征收比例，或者有意瞒报漏报，中饱私囊，汪克凡把这件事交给了刚刚成立的监察局，雷厉风行的办了一批案子，从严从重处理，压下了这股妖风……在这个过程中，一批隆武朝廷任命的“京官”落马，“楚选官”填补了他们的位置，楚勋集团对江南三省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但是汪克凡知道，江南三省现在这种“混搭”的政治格局天生有缺陷，只靠运动式的整风，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贪污**。想要彻底消化这块地盘，还有很长的一块过程。

在这场清查吏治的运动中。江南本地降官大多平安过关，他们在满清治下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刚刚归顺大明，也都比较小心，违法乱纪的官员并不多，见到汪克凡突然使出雷霆手段，一个个都暗叫侥幸。

总而言之，经过三个月的磨合期，江南三省的士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