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分配开始了，矿工子弟们兴高采烈地穿上工作服，走进了这座滋养了他们父兄，也吞噬了他们父兄生命和精血的大型煤矿。她因为不是矿工子弟，又因为是女同志，便和班上少有的几个同学被分配到镇政斧做了机关办事员。当时因为没当上国营大矿的工人，却成了小市民，心里还真觉得难过哩。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南二人的观念就是这样，哪怕镇政斧的机关干部也在小市民范畴。岳清兰记得，二十五岁那年嫁给在南二矿当采煤区长的黄玉禾，她非但没有委屈感，反倒很自豪：她虽然没有当上这个国营大矿的工人，没有走进工人阶级队伍，却做了一个采煤区长的老婆。

那时的南二矿真是欣欣向荣啊，年产煤炭150万吨，又是县团级单位，科级的南二镇政斧跟矿上打交道总是低声下气。那时的煤矿工人不但政治地位高，经济地位也高，岳清兰记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黄玉禾的工资都高她许多，后来她考上了政法大学带职去上学，经济上全靠黄玉禾支撑。就是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她到矿区检察院做了基层检察官，工资奖金也没有黄玉禾多。

巨大的变化是近十年发生的，煤炭资源的枯竭，加上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化进程，历史一个急转弯，将南二矿和南二矿的工人们无情地抛出了常轨。光荣和梦想成为了过去，曾经用自己的脊梁扛起了共和国经济天空的产业工人成了弱势群体。

一个特殊的困难时期开始了，一次次改革，一场场突围也开始了。应该说，南二矿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没放弃自己的职责，据岳清兰所知，黄玉禾就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有一段时间，黄玉禾做分管三产的副矿长，曾率着手下近三千号下岗工人北上南下，搞建筑，修铁路，甚至为一座座霓虹灯闪烁的城市淘下水道。后来做了集团党委副书记，黄玉禾也仍在为李靖华的新生装潢公司和一些类似的生产自救项目东奔西跑。可结果是惨痛的，失败在努力之前已经被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