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五篇，以第二作者以下的身份参与发表的论文超过15篇，对于一篇CELL并不放在眼里。

不过，一篇CELL也是能说明问题的，最起码，就像是达尔贝科要求的那样，这是一篇值得验证的假说了。

达尔贝科回到自己的写字台，伏案写了一封短信，寄回给杨锐。

信中，达尔贝科表示自己愿意了解PCR的相关问题，但在两三句话以后，达尔贝科就将内容聚焦在了荧光标记方面。

他想了解更多的有关荧光标记的研究，而不是PCR——学者们也许是面对金钱无动于衷的智者，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学者们依旧是十足的利益动物。

当然，相对于无所不在的金钱力量，学术研究的力量更弱，他们涉入利益的时间就越少。

最多涉入学术利益的，反而是这些高阶学者们。

信件以最快的方式寄往中国，达尔贝科又随信附上了回信的邮资。

不是他太贴心，而是他习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如此通信，降低对方的通信成本，就能提高他的信息获取速率，到了达尔贝科这个阶层，这样做是很明智的投资。

接下来几天，达尔贝科在日常事务以外，主要就关注纳森的实验验证，以及等待杨锐的回信。

做实验是一件很苦鳖的工作，尤其是世界前沿的尖端研究，有时候光是寻找可用的参考资料，甚至是寻找一个参照系，就忙的人头晕。

达尔贝科需要这样一个突破，但全部由他来做是不可能的。

人体基因组计划将是一个国际间合作计划，在它设计之初，就是如此。未来，达尔贝科期望见到几千上万人参加这个计划，而他本人的工作，也不可能是亲自去做某个研究。

他只能是去寻找答案，将这些碎片化的答案拼接起来，再去争取美国学界和国会的认同。

30亿美元的拨款，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