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哥儿，还记得我说过，大明不是世界中心吗？”

朱高炽笑呵呵地开口道。

这是当初他为了开海解禁，所以告诉老朱与太子标的，最好的证据就是蒙古西征军的史实。

当时朱高炽打破了老朱等人的“中式宗主观”，还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朱雄英点了点头，这件事情他当然记得，皇爷爷都因此被吓得连夜翻查资料来着，唯恐那大蒙古帝国再杀回来。

“那好，今儿个咱们讲讲‘海权思想’！”

“中式宗主观”这种思想下，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华夏子民一直缺乏海权观念，缺乏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重视，是典型的大陆性地缘政治观。

自周朝确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中原王朝便将目光牢牢锁定在广袤的陆地疆域，视四海八荒为拱卫中央的藩篱。

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义利观，更将海洋贸易贬为“末技”，商人地位长期居于四民之末。

即便春秋时期吴越水师已能跨海作战，秦汉舰队可远征朝鲜，唐宋海商足迹遍布南洋，这些开拓之举始终被视作陆地统治的延伸，而非独立的战略体系。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壮举，本质上仍是宣扬国威的“朝贡贸易”，重赏赐而轻获利，求臣服而弃经营。

当“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与儒家“华夷之辨”结合，海洋便沦为彰显宗主地位的秀场，而非需要深耕的战略空间。

明清两代厉行海禁，将沿海居民内迁，焚毁海图、拆解巨舰，把本可掌控的贸易航线、资源富矿拱手让人。

这种将海洋视为“化外之地”的认知，使得中国错失大航海时代的机遇，在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划分势力范围时，仍困守大陆思维的桎梏，最终在近代海防危机中付出惨痛代价。

而三宝太监郑和，是第一个具备对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