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

城墙下马蹄声震碎了万民安宁，箭雨遮蔽了天子脚下的金瓦红墙，若不是**力排众议，立郕王为帝，调集两京、河南备操军及山东等地援军，挽狂澜于既倒，大明恐怕早已步了弱宋后尘，在南北割裂中苟延残喘。

这场劫难如同一记重锤，将“北虏为心腹大患”的认知深深烙印在每个大明人的骨子里。倭寇劫掠虽扰沿海，却不过是疥癣之疾，烧杀范围仅限边陲；北虏的弯刀却能直插帝国心脏，让九重宫阙在铁蹄下震颤。

从紫禁城的龙椅到市井的酒肆茶坊，无人不谈土木堡之耻，无人不思北疆之危。

满朝文武将大半精力投入九边防御，百姓们口口相传那段惊心动魄的守城战，而大明皇帝批阅奏章时，目光总会在边关急报上停留最久——毕竟谁都不愿再经历一次国门洞开、天子蒙尘的至暗时刻。

那么，朝廷资源自然要倾泻到九边军镇，这是国朝的大政方针！

至于水师，他们压根就不会多看一眼。

此外，在这朝堂之上，还盘踞着一股渗透六部百司的庞大势力——江南缙绅。

他们将老朱的禁海令奉为圭臬，对郑和下西洋等出海壮举百般阻挠，表面上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号，实则是为保住自家私囊里的金山银山。

倭国使者携来的勘合符背后，暗藏着江南士绅们翻云覆雨的生意经：日商采购的上等生丝、名贵药材、文人字画，无一不是从苏杭的深宅大院流出。

苏州的织机日夜不停，绸缎庄的掌柜与倭商密室议价；杭州码头的商船满载货物，打着旗号行走私之实；嘉兴的桑田产出的蚕丝，一半织成贡品，一半流入私商渠道。

宣德年间，郑和最后一次扬帆时，江南出身的文臣们轮番进谏，奏折如雪片般堆满御案。

他们引经据典，痛陈“劳民伤财”、“外邦不足图”，却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