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海中浮现出那些尘封的历史片段——土木堡之变固然加速了大明战兵的衰亡，但真正的祸根，早在卫所军制确立时便已埋下。

兵农合一的构想本是为强兵足食，可随着承平日久，土地兼并、军官克扣军饷成风，曾经耕战皆精的士卒，渐渐沦为权贵驱使的佃户。

当然，土木之变加剧了这个过程。

朱高炽记得史书上记载，二十万精锐折戟，皇帝被俘的噩耗如惊雷震碎了天朝上国的威严。

自那之后，文官集团借“京营改制”之名染指军权，六部堂官开始对边关调兵指手画脚。

他们用奏疏堆砌的“稳妥之策”，实则是将武将缚上礼法的枷锁；以“糜费钱粮”为由削减军备，却在修缮文庙、编纂典籍时一掷千金。

当文官们在文华殿引经据典，争论着“华夷之辨”的细微差别时，塞北的铁骑已踏破边墙。他们视开疆拓土为穷兵黩武，将主动防御斥作轻启战端，面对鞑靼、瓦剌的侵扰，只知增筑墩台、输送岁币。

朝堂之上，“不和亲、不称臣”的气节口号喊得震天响，却在敌军兵临城下时，忙着争论迁都避战还是固守待援。

朱高炽对此唯有冷笑。

文官们工整的蝇头小楷里，尽是“守成安民”、“怀柔远人”的陈词滥调，却鲜见半句筹边御敌之策。他们在文华殿的辩论中引经据典，将“仁义”二字奉为圭臬，妄图以孔孟之道感化塞外虎狼，却不知草原部落的马鞍上从不镌刻礼义廉耻，弯刀寒光才是他们信奉的真理。

史册在记忆中翻涌，秦皇汉武北击匈奴、封狼居胥，唐太宗铁骑踏破突厥王庭，无一不是以战止战的铁证。

反观大明，文官们高坐庙堂，将边将的请战视作邀功冒进，把整军备武斥为虚耗国力。

他们精于算计同僚的把柄，擅长在党争中排挤压制，却在面对瓦剌使臣狮子大开口时，唯唯诺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