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因多读书获得权力，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很多，但实际上，读书这件事本身是对其的内生要求，对外是不做功的。

也就是说，读书人并没有因为读书这件事就对大明社会做出了贡献，而他们是不可以理所当然地享有权力和特权的，在国家授予他们官职的同时，本身就应该附带着他们所需要履行的义务。

占据社会资源多的贵族士绅，需要缴纳更多的税负，这并非是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他们本身所需要承担的社会义务。

因为缴纳的赋税不只是用于民生建设，其实本质上是富人对国家所缴纳的、用于保护自己庞大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护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家大业大，就要多交保护费；财产多，就要多缴税，其实是合理的。

但可惜的是，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权力本质来源是暴力，理论上是自上而下的，但在权力的现实运行之中，却形成了“权力自下而上流动、自上而下分配”的局面。科举制打破了世家门阀对权力的垄断，同时也模糊了权力的界限。

官员对皇帝负责，下级对上级负责，而这其中并没有见到百姓们的身影。所以，百姓并没有分享到权力，天然就会受到欺负。原本科举的存在，尚且给百姓留了一道上升通道的口子，可以迷惑百姓，让他们心中有个念想。

但当科举制度运行了二百多年，这个制度也被锈蚀。明初太祖所设置的州县社学、卫所的卫学开始朽败，或是因为财政问题无法维持，又或者别是什么，百姓免费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在科举上不再具备竞争力。

寻常人家的孩子能够考中的概率变低，甚至即使考中了，也只能像是河曲知县那样，被下放到最脏、最累、最没有盼头的岗位。百姓们醒悟过来以后，读书的意愿会降低。失去了权力上升通道，大明将会进入一个超稳定社会：

官吏的儿子还是官吏，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