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说道。

面对一群半文盲将领，他也非常无奈。

事实上，大虞朝的识字率，在封建王朝中已经算最高的。

开国初年的时候，朝廷甚至尝试过普及全民教育，建立了社学、县学、府（州）学多级教育体系。

其中社学，就是建立在乡村的最基础教育机构。

为了鼓励民间子弟入学，朝廷还做出强制规定：“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入学无需考试，招生无名额限制，15岁以下愿意入学的，都可以就读。

成绩优异者，可入县学。

理论上来说，人人都有受教育，科举入仕的机会。

没有任何意外，这一政策在开国初年，得到了落实执行。

到了后面的执行过程中，就慢慢变了味，脱离了全民教育的初衷。

最开始拿着沙盘就可以学习，慢慢要求学生购买教材、笔墨纸砚，学费随之增长。

教材也从简单易懂的《三字经》、《千字文》儿童启蒙读物，变成了高大上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

社学老师，同样是良莠不齐。

有认真负责的，但更多都是敷衍了事，忙于自己的科举。

照本宣科的读几遍，就算完成了任务，想要讲解得加钱。

廉价教育，很快变成奢侈品，超越了民众负担极限。

社学制度逐渐变得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私塾兴起。

在这一过程中，士绅集团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毕竟，全民教育实在是太恐怖了。

蛋糕一共就这么大，所有人都加入竞争，如何能够保证自家子弟能够脱颖而出。

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他们必须想办法抬高受教育的门槛，把更多的人拦在外面。

光这些还不够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