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

张潮又问道：“去年中国的人民文学社出版了斯蒂芬·金的《肖生克的救赎》，而且销量位列十大畅销书的第九名。

你如果报道这个新闻，会写这体现了中国人‘包容性’，或者说金先生被中国人认可、接纳了吗？”

这个问题又把对方问噎住了，现在他满脑子就一个想法——听说中国人都有“属相”，那张潮是属法棍的，还是属列巴的？

张潮自问自答道：“恐怕你会写‘伟大的斯蒂芬·金征服了中国读者’吧？所以，至少对我来说，作品并不需要被‘英语世界’‘包容’，也从没有想过被你们‘认可’或者‘接纳’。

作品最终是要面对读者的，无论是中国读者、美国读者，或者是其他什么国家的读者，喜欢我的作品，那都是我的荣幸。

除此之外的评价，不足为道。”

《纽约客》的记者颓然坐回了椅子上，愁眉苦脸地看着眼前的笔记本，今天这报道可咋写？

总不能写这么多记者从四面八方来了，然后被张潮用各种“大义”糊了一脸吧？

《纽约时报》的记者琢磨了一下，决定迂回一下，问一个缓和点的问题过渡：“我们知道，这次旅程你已经和两位作家对谈过，请问你对他们的印象如何？”

这才是记者会应该有的态度嘛——张潮用轻松的语调答道：“斯蒂芬·金先生充满智慧，让我懂得怎么才能把书卖得更多些……”

现场响起了一阵轻笑，气氛终于没有那么凝重了。为了今天的采访，大家都看了昨晚播出的“东方快车的谈话”第一集，所以一下就想起了斯蒂芬·金说要让读者多活几年的梗。

紧接着张潮道：“黎翊云女士和我一样来自燕大，她很优秀。我们的共同语言虽然并不多，但所幸最后还是取得了一些共识——至于具体内容，大家可以看今晚的节目。”

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