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人曾做过统计，洪武朝四大案前后获罪论死者恐怕达十万众。

若说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主要触及的是开国功臣，是太祖要削相权、强皇权、保江山承继稳定，所涉普通人家不多。那么户部侍郎郭桓贪污及空印案则牵涉到大量的地方官府普通官员及地方富户，太祖打击地方豪强的意图不问自明。

因郭桓案，记账用大写壹贰叁肆这些大写数字的传统诞生；说郭桓贪污所得“檄赃所寄借遍天下”，因此“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两百多年后，表面是因为“刺储案”，实际则是因为新钱法，整个大明安逸了多年的文人官绅们再度回想起老朱家的手腕。

不同的是，这回更像是一次精准打击：涉及地域范围相当之广，但所涉及的人家不至于“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且大多数都是因为民间新旧官司不断深挖。

每个县州大抵都只办了三五家，打击面不算太大。以每个县州有专门的法院和治安署这种配置，工作量也不算太大。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跟完成任务指标似的。

可大明一共有多少个县州？

一千余个县州加起来，泰昌十九年这场大杀特杀一样有了过万论死之人，罚银罚役乃至充边充藩的人数过了十万。

袁可立他们已经到了江宁省，下一步还要去最后一站的浙江。

泰昌二十年新年开始，《学用》朝报全文刊载《御极二十载：民授秉国皇帝笔谈治学治国》。

朝报针对的是官吏、士绅。

与此同时，还有制旨及宰执令将张告天下，直至乡里。

“……民授秉国？”

这是大明第一份不以“奉天承运皇帝”开头的圣旨。

在北京城里，“幸存”的举子、进士不少。

由于没被牵连，他们得以一直留在京城。泰昌十九年对有些官绅人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