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靖国公俞咨皋带着天枢营离京开始，泰昌十八年末这一场因为新钱法而泛起的最后抵抗富有想象力和“理想主义”，又带有一种文人特有的阴柔脆弱美，璀璨短暂如同焰火。

在整个大明的各个地方，庞大官绅群里都处于期待、焦躁、畏惧、不甘的复杂情绪当中。大明正对外两线征战，新钱法和秋冬大集“与民争利”引发的不满正有燎原之势，这仿佛是觉得正处于官绅特权慢性死亡阶段的部分官绅们最后的机会。

而山东刺储案的消息果然如同火星，像打水漂一般漫过整个大明，总会在许多地方泛起涟漪，撩拨着一些人的心。

于是也总有上头的人，觉得应该做点什么遥相呼应，聚而成为真正让朝廷——不，应该说是圣上郑重对待的“民意”。

考验地方上枢密院体系、治安司体系、法院体系是否本质上只是从中枢垂直下去的，只是与地方执政府协同治理地方的时候到了。

结果当然不会是完美的。

地方上各条线的奏报上，出现的情况有大有小。

可这些奏报全都汇聚到北京城的时候，则显得像是整个大明的社稷根基正在地动山摇，大有崩坏之势。

叶向高知道自己病倒得不是时候，倒显得像是借故回避，甚至以此相助。

但他实在是太累了，事情一桩接着一桩。

于是只等身体和精力稍微恢复了一些，他就赶紧再回到岗位上。

紫禁城内外的气氛都非常紧张压抑。外面，各衙的绿袍小官们不断通过共车行的公衙厢车来往奔走传递文书；里面，通政使司的外臣和内书房的内臣不停歇地往各处呈递公文、题本、奏本。

叶向高今天强撑着病体来到御前，既有身体稍微恢复了一点的原因，也有必须要参与商议的两桩大事。

消息是昨晚送到的，今天已经是腊月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