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太靠边了搁浅的有。

自然也有知道“粥多”的匪贼闻讯赶来。

二月十八开始，急报密集地递入京。

起初，阁臣们认为是正常的。

每年运粮，漕河上偶遇匪患、偶遇疾风骤雨磕碰或者搁浅坏了漕船，这种事情并非完全没有。

千里运粮，岂无耗损？

况且大家也心知肚明，说不定便是军丁自盗：“旗丁有水次之苦，有过淮之苦，有抵通之苦”，“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

漕军军丁、粮船水手、沿岸纤夫……都可能偷抢粮船。

而且也不是没有专门的山贼水匪。

但后来，今年遇到状况的漕船未免多了一些。

直至正月二十一，江南运河内出现了劫粮倭寇的急报传来，申时行和王锡爵也不能说正常了。

朱常洛把耿定力的题本拿在手中晃着，语气冰寒无比。

“请罪？谁的罪？是他李三才当机立断不能误了漕运的罪，是他耿定力守规矩、没有越权指挥江防的罪？还是朕留了新建伯那么久、把襄城伯至今还留在京城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