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中间能够产生巨大的灰色利益空间。从招标代理、配送商遴选到临床使用偏好引导，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

而这次集采工作，将部分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权收归市级统一平台，直接切断了医院多年形成的利益链条。那些曾被默许的“临床路径微调”、药剂科与配送商之间的“默契返点”、甚至科室主任对新药准入的隐性否决权，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失效。

尤其是医院的院长们，他们的权力也因为集采试点工作而被大幅削弱，从资源调配者变成了单纯执行指令的“终端接口”。他们内心自然很不舒服，但鉴于这是市里统一推动的工作，哪怕再不愿意，也不得不咬紧牙关把任务扛下来。

如今集采试点工作出现了问题，他们表面上显得非常着急，但大多数院领导内心却在暗自庆幸，因为他们又看到了一线重新夺回话语权的可能。

如果集采试点工作因此取消，他们就能重新掌握药品采购的主导权，恢复临床用药的自主调配空间。

正因为如此，江一鸣在推动这项工作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几乎所有人都站在他的对立面，都希望试点工作出现问题——除了患者。

然而可悲的是，患者群体在这件事中恰恰没有话语权。

江一鸣站在那里沉思良久，随后前往省里，当面向肖树民汇报了当前面临的问题。

但令人意外的是，他汇报时的语气却异常平静，丝毫没有流露出慌乱的神色，仿佛只是在汇报一项常规的工作进度。

“一鸣市长，看你这么镇定，是不是已经想到了应对策略？”

肖树民询问道，语气中带着几分探究。

“我就算着急也没有用啊。”

江一鸣平静地回答道：“况且这些问题都是有人提前挖好的陷阱。既然有人挖好了这么大一个坑，那我必须得往里跳啊，不然岂不是辜负了他们一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