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那两句，你好吗？我很好。我要大声地对着雪山呼喊，你好吗？我很好！”

“这里没有雪山，只有土坡。”

……

“我忍不住给林有成写信了，没有别的内容就是这简单的两句，抑制不住地想要写给他。”

“我也一样，我也给林有成写信了，也是同样这两句话，除此之外，我还给我以前住的地址写了一封信，以杨树作为寄信人寄出去的，我很期待这封信能够被另外一位杨树收到。”

“你说如果真得有人收到的话，说不定你们两个会成为笔友，这样一想，真得就好神奇啊，陌生人收到那封信，也许会有像《情书》里面的故事发生。”

……

“啊！伱好吗？”

“我很好！”

“你不用喊那么大声，我听得见，我就在你隔壁。”

“不，我必须高声赞美爱情！”

……

“我也要寄出这样一封不会被收到的信，就像林慧一样寄给天上的一封信。”

“我也想要写，但我不知道写给谁，我只能写给林有成，我好想写给我的杨树。”

“随便写给谁吧，也许我们可以写给另一个城市同名的人。”

“是的，也许我们可以编一个不存在的地址，寄出去。”

……

“我想起了我暗恋的那个人，我想写信给她。”

“她和杨树一样也去了天上吗？”

“……”

……

在这样一个诗意的年代，写信邮寄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

但是此刻就是这样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因为林有成的这一封《情书》变得不平常了。

可以说，一时间无数的文艺青年都开始学着《情书》里面的林慧那样在信纸上写下简单的两句——

杨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