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上的加成。

现在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了，商业化的好处是让入行的每个人都赚到了钱，而球员则占据了大头。当地位最底层的球员都有百万美元的年薪时，如何约束这帮人便成了教练员的主要课题。

这要是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没那么复杂了。当时，nba球员普遍上三四年大学，教练员还有绝对的权威，张伯伦这样的超级巨星会因为与教练处不好关系在关键时刻被人摁在板凳上输掉与比尔·拉塞尔的终极一战（69年总决赛），汤姆·海因索恩因为嗜酒被酒厂们当作一个可靠的形象大使。

那是教练员可以成为明星的年代。

而现在，教练员虽然也能签下八位数的合同，但他们的商业价值完全无法和那些拥有九位数合同的球员相比。因此，即使频繁上镜，对他们也没有实质上的好处，还会因为多说话而惹来一些意料之外的麻烦。

同样地，电视台的记者们也讨厌中场采访，因为教练员对他们戒心十足，如果运气不好遇见格雷格·波波维奇这种点艹记者为乐的低素质教练，还可能沦为公众笑料。

最后，观众不喜欢。教练采访时间对观众来说基本是“上厕所时间”，愿意守在电视机前听教练扯淡的都不是一般人。

但即使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不满意的不合理政策，乔治·卡尔依旧要走到台前，表现得像是对这场采访期待已久。

“教练，你怎么评价上半场的比赛？”

“我们表现得不错，我喜欢我们的能量，我也很高兴克里斯·波什在这个大舞台上打出来精彩的表现！”

“你们上一次对阵湖人时，弗莱拿了64分，但你们输了。这是否表明弗莱得分越多，超音速的情况就越危急？”

卡尔面带微笑，他想撕烂记者的嘴，但他做不到。

于是他委婉地讽刺道：“当然，这就像是一个壮汉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