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了一份13卷长达数百万字的报告，竭尽全力证明应当在社会救济方面实行最不适宜原则，即：济贫院内的生活条件必须比最穷的自由劳动者更差，如此一来才能防止人们故意寻求救济，杜绝懒惰行为。

之前迪斯雷利去哥廷根游玩的时候就曾经向亚瑟痛骂过《新济贫法》，但是就现在看来，实际情况或许要比迪斯雷利猜想的还要糟糕。

在亚瑟还在苏格兰场当警察的时候，东区的贫民和流浪汉每周大约能收到3便士的救济，而在新济贫法通过后，这笔钱很快便降低到了1便士，而且这笔钱是针对那些有一定收入的穷人发放的。

如果你想要完全依赖教区的救助，抱歉，那你现在就必须去济贫院。

可是济贫院的日子也就未必好过到哪里去，新成立的中央济贫委员会对济贫院院长的主要要求就是控制预算、减少财政支出，而要想达成这一点，削减员工数量、降低人员素质、减少生活物资供应绝对是最容易的办法了。

当然，如果把伦敦贫民的处境全都怪在济贫委员会的身上或许有些不公平。

至少在亚瑟看来，贫民数量的增长、贫民窟的不断蔓延，主要是受到了迅速增长的伦敦人口驱动的。

亚瑟刚到伦敦的时候是1826年，当他还在约克乡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村子里的许多人正不断向城市涌去。

这倒不是因为约克老乡们不喜欢留在家乡，而是由于许多农业工种正在被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工厂作业取代，乡下雇农的工价几乎每一年都在降低。

而当亚瑟来到伦敦之后，情况则完全反了过来，每一年你都能在伦敦见到新面孔，虽然许多人在这里过得很苦，但是离开的总是少数。

毕竟待在乡下可没办法在排水沟里捡到被挤过汁的柠檬皮，更不可能把这种东西卖给榨取残余汁水来做廉价柠檬糖的制造商。

在伦敦，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