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彻底击溃了本来就处在崩溃边缘的我。那是我记者生涯中，唯一一次在采访期间嚎啕大哭。我下意识地中断了采访，道歉，告别，约好明天再继续采访，便夺门而出。

不自觉地，这故事燃起了我极大的同情心，以及野心。

第二天，我如约与张先生再次见面，带着摄影师。

张先生和太太又生了一个儿子，我心里有个画面，配合这个动人的故事，需要全家人配合完成，于是，张太太抱着儿子出现在我面前。

张太太始终顺着眉眼，面无表情，紧紧抱着孩子。张先生告诉我，小儿子出世后，太太几乎不让其他人抱孩子，尤其有生人在时，她会随时保持警惕。

我想摆拍一张全家福。一个充满希望的等女儿回家的画面。没有什么比这画面更接近我对这家人生活现状的想象了。

张先生、张太太、儿子、奶奶四个人位置确定，我把一辆儿童车推进了画面的右下角——这是女儿走丢前喜欢坐的车，张先生一直没舍得扔——制造某种虚位以待的感觉。构图成功，我退到摄影师身后，对着这家人说，稍微笑一笑，表现出一家人欢迎女儿回家的状态。

一片死寂。房间里只有我尴尬的回声。

我突然发现，这次采访真是一个烂透了的想法。我从未如此痛恨自己的职业，如此彻底地揭开了一家人心底最大的伤疤，摸透了伤口的轮廓，然后呢？

我最后没有用那张照片，但始终记得照片里一家人不知所措的表情。我是那么急迫地想去分享这个故事，以至于忘记了，这本身是一件太伤心的事。

揭开别人的伤疤，重复悲伤是一件极为残忍的事情，我想说，你揭开别人的伤疤？然后呢？你用呈现别人的生命最苦难拍成电影来赚钱，来争取奖项，这是不是在吃着人血馒头呢？”

这篇记实性的评判《亲爱的》的文章一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