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下就当着她的面，把一杯茶都泼在水池里了，这一下惹恼了母亲，她过来揪住了我耳朵，你要死呀，这么好的茶叶一口没喝就泼掉？你不会挣钱倒会浪费！

说到底我还是擅长惹恼母亲，我就知道会这样。父亲对我的指望落空了，我对自己的表现也很失望，别人都叫我空屁，我就像一个空屁，即使在我母亲身边，我也像一个空屁。我没有办法讨好母亲，我没有办法留住母亲。

母亲开始把洗好的秋装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一只樟木箱里，而她以前那些珍贵的舞台服装，都装进了一只皮箱。那皮箱也珍贵，是我母亲辉煌的文艺生涯的凭证，箱盖子上印了一圈红字，丰收氮肥厂，奖给群众文艺演出积极分子。

我们一家三口最后的家庭生活凄凉不堪，甚至吃喝拉撒都充满了冰冷的条文和纪律。母亲把家务分成了三份，一份归她自己，主要负责我和她的午餐晚餐，另一份归我，主要是扫地抹灰倒垃圾，第三份家务繁重得多，早晨为一家人准备早餐，每天两次打扫厕所，包括我父亲自己的所有日常生活料理，他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都由自己负责。母亲在分配这些工作时明确表示，我这是为你们好，我不会给你们做一辈子老妈子，锻炼锻炼，对你们自己有好处。

也就是那年冬天，我发现了父亲和母亲之间最后的秘密。我母亲仿照了工作组的模式，将他们的卧室临时开辟成一个隔离室，对父亲执行了最后的审查，只不过审查者是我母亲，主题便稍有局限，可以想象，主要内容都集中在父亲的生活作风问题上。母亲的审查通常在夜里七点过后，有线广播里《社员都是向阳花》的音乐响起来，母亲就进了卧室，她打开上锁的梳妆台抽屉，拿出她的圆珠笔和工作手册，对着外面喊，库文轩，你进来！我父亲有一次赖在茅房里不肯进卧室，母亲让我去敲厕所的门，你去，快去把他拉出来！我不肯去，她自己去了，拿了把扫帚，用扫帚柄捅厕所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