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农民，并且大开后门，优先收购县社各级干部的蒜薹，而无后门可走的群众为卖蒜薹昼夜奔波，民怨沸腾。

因为卖不了蒜薹，是这次案件的导火索，而根本的原因在于天堂县昏愦的政治！

审判长站起来，说：辩护人，你的发言已经大大超出了本案的范围！

我们换个角度来谈。解放初期，我们一个区政府，不过十几个工作人员，照样把工作干得很好。可是现在，一个只管辖一万人口的乡政府竟有国家正式干部、招聘干部、勤杂人员六十余人，加上公社这边，将近百人。这些人当中的百分之八十，工资来源是农民向乡政府缴纳的提留！

三中全会之后，实行了分田到户政策，农民的生产根本无需干部操心。干部们便天天大吃大喝，吃喝的费用当然不需自己掏腰包！说句过火的话，这些干部，是社会主义肌体上的封建寄生虫！所以，我认为，被告人高马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义！是农民觉醒的进步表现，并不构成反革命煽动罪！难道贪官污吏不该打倒？！难道官僚主义不该反对？！当然，我没有得到被告人高马的委托，因此我的发言也不是为被告人高马辩护。

你如果继续进行这种宣传，我将代表法庭剥夺你的辩护权！审判长严厉地说。

我们请求法庭允许他发言！有人在后边喊。高羊忍不住回头，看到连大庭过道里都站满了人。

肃静！审判长高喊着。

我父亲参与了打砸县政府，打碎了一台二十英寸彩色电视机，焚烧了政府文件，并打伤了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构成了犯罪。作为儿子，我很痛心。我并不想为我父亲开脱罪责。我感到很不理解的是：被告人郑常年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担架队，跟随解放军一直打到江西，荣立过一大功两小功。这样一个人，怎么竟变成一个罪犯呢？他对共产党的感情是深厚的，为什么为了几把蒜薹就去砸抢共产党的县政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