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扎匠打发走，另一拨纸扎匠又进了门。这是一拨洋派的，领头的那位，据说是一个艺术学院的肄业生，女的，留着小平头，耳朵上挂着两个明晃晃的圈子，上穿一件短衫，其实是用一块破渔网和几块烂布头做成的。下穿牛仔裤，露着肚脐，裤脚破烂，像两个拖把，膝盖处有两个窟窿。这样一个女子竟然干上了这一行。她的人侧着抬进来一辆奥迪A6小轿车，一台巨大的电视机，还有音响什么的。这些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两个纸人，也是一男一女，男的西装革履，粉面朱唇；女的一袭白裙，酥胸半露。好像是婚礼上的新郎新娘，而不是葬礼上的刍灵。摄像记者对这拨洋派纸扎匠的兴趣显然大大超过了那拨老派纸扎匠，他们跑着跟拍，跪着拍特写。小报记者的兴趣是拍人物，他后来成了以人物肖像著名的摄影家。那些纸活，把院子塞满了。而此时，姚七带领着一个腰间别着一只唢呐的吹鼓手头领和一个身披袈裟、手数念珠的和尚，从那些纸活的缝隙里，走到母亲的面前。母亲挥一把汗，对着东厢房大喊：

"老罗，你出来帮我照应一下嘛！"

在下午的酷热阳光里，我坐在棺材前，机械地往瓦盆里扔着纸钱，眼睛看着院子里的热闹，偶尔看一下对面的甜瓜。她困了，不时地打着哈欠。妹妹不知道钻到哪里去了。黄彪的小媳妇，精神抖擞着，携带着浓浓的肉味，像股小旋风，在厅堂里穿梭来往。老兰在一个房间里大声说话，我不知道听他说话的人是谁。进进出出的人实在太多了，记不过来。那天老兰家像个指挥大战的机关，参谋、干事、助理员、地方政府的官员、社会名流、开明士绅，啥人都有。我看到父亲从东厢房里出来，虾着腰，面色阴沉。母亲脱去了上衣，穿一件白衬衣，衬衣的下摆扎在黑裙子的腰里，脸膛红彤彤的，像个刚刚生了蛋的母鸡，很是精干，很是热烈。她对着那一土一洋的纸扎匠头儿，指指木头一样站在纸活前的父亲，说：你们跟他去结算。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