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立昌同志：

送上我对意大利小提琴案件的采访手记，请您审阅。并请告知，如果把它作为一部小说，有无不妥。

此致

敬礼！

海岩

看传达室的已经不是那个老头儿了，换了一个懒懒洋洋的年轻人。

出乎意料的是，三天之后，我就接到了伍立昌的电话，约我前去见面。

见面就安排在他的办公室里。作为公安侦查单位的一位处长，他的办公室比我原先的想象简陋得多。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与吕月月的描述，无大出入。他把手稿一页不少地交还给我，表示无意干预文学创作的自由。我试探地问：

“您是否觉得这个记述不够真实呢？”

这位老资格的警察想了一下，才说：“这个记录，我看仅仅是吕月月个人的眼光吧。她当时作为一个下级侦查人员，对案子的很多内幕情况并不全面了解。不过她对她自己看到的情况以及对她个人生活感情的叙述，我看还算是基本真实吧。”

我想他们这种公安侦查人员对真实性的要求，可能是相当苛刻的。

我问：“您知道吕月月去香港了吗？”

他点头：“知道。”

“您知道她已经死了吗？”

伍立昌依然不动声色地点头：“知道。”

“您对她怎么看呢，您对她的死有何感想呢？”

伍立昌想了想，答道：“她很聪明，很漂亮，很开朗，是个很有发展的女同志。有人说她太风流我不同意，对年轻人不能求全责备。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真能培养锻炼成一个合格的刑警的话，那将是很圆满的一个人。可惜，她太幼稚了，而且，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太善变了。就像过去毛主席打游击时批评的那种机会主义一样。毛主席说：什么是机会主义呢，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到这里去，那里有利就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