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围着那对安静不下来的母女，用各种安抚的言语宽慰她们。而她，和新民的父亲坐在一起，低着头默默不语，没有人上来安慰她。也许人们在下意识里把她也当成了男人。一个当了好几年刑警的女人，应该有着和男人一样坚硬的心！

天快亮的时候，有人叫了新民的父亲，处长，还叫了她，一起到医生的办公室里。医生并没有—一问他们谁是谁，甚至也没有请大家坐下来，便笼统地问：“单位领导和家属都来了吧？”没等回答又接下去说：“病人的心脏已经停跳了，我们还在做最后的抢救。我们想……把情况和你们说一下，你们也要早点商量，应该准备准备了。”医生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在这屋里只有庆春是女人，她第一个哭出来了。她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骤然坍塌下来。

之后所有的协商和安排都是在马处长和新民的父亲之间进行的。庆春记不得自己是怎么来到新民的床前，也记不得她最后又向新民哭诉了些什么。接下来她又被人带到医生的办公室里，新民的父亲和处长都在。李春强也来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看。新民的父亲递给她一张表格，用充满慈祥的声音说：

“庆春，这个字，就由你来签吧。”

清晨他们离开医院时，庆春没有回家，她陪着新民的父母去了新民家。她想这是她最后应尽的媳妇的义务。和新民的家人在一起，也是克服悲痛的最好方法。同时，她也需要躲避开他们那间已经布置得一切就绪的新房。说不定父亲现在刚刚起床，开始替那间新房里的花浇水了。这是他每天照例要做的事情。她想也许该打个电话告诉父亲，那些花的香气和艳丽已经失去了意义，就让它们随着这间新房的主人一起凋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