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涟漪，这涟漪的名字叫“皇恩浩荡”。

谢济世激动之下，竟然起草了一份奏折，让乾隆取消密折制度。谢济世说现在天下大治，密折制度很容易制造阴郁气氛，让小人谗害君子，被穿小鞋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告自己，没法申辩，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大臣互相猜忌，君臣互不信任的悲剧。谢济世让乾隆效仿唐太宗，从谏如流。

用乾隆的偶像来打动乾隆，谢济世的建议应该说是很有杀伤力的。乾隆有没有接受呢？

刚继位的乾隆毕竟年轻，对谢济世大加夸奖，谢济世深受鼓舞，高兴得不行。回京的路上，谢济世的心情非常舒畅。让谢济世更兴奋的是乾隆对雍正的三大模范督抚的评价，乾隆很快就对田文镜定论，说这个人苛刻搜刮、匿灾不报，让河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乾隆还说，雍正朝三大名臣中，田文镜不如李卫，李卫又不如鄂尔泰。

那些在雍正朝被打压的人，听到新皇帝如此表态，哪个不心存感激。乾隆是冒着被人指责为不孝的罪名为他们翻案。

官场中也有一些眼光深刻的人，河南总督王士俊就是这样的人，对乾隆新政，他一直保持冷眼旁观的姿态。蜷伏一段时间后，他就嗅出乾隆新政面临的困境，乾隆改革的幅度过大，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乾隆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必须回到雍正政策上，必须延续雍正的政策，保持政权的连续性。

果然，在乾隆元年上半年，乾隆忽然抛出一句“矫枉不可过正”的话，乾隆还说治国要遵循中庸之道，宽严相济，两者不可偏废。

王士俊自以为嗅到了新的政治气息，自作聪明地给乾隆写了一个奏章，大意是：“雍正朝政策虽然过于严苛，但根本原因在于大臣们不奉公守法，错不在先帝。现在有一些新进之辈，动不动就指责先帝的政策，这些逢迎谄媚之辈甚至说‘只要将世宗时事情翻案，就是好的条陈’这些人实在太可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