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普遍存在。

以及由此生产力水平，以及前一个变革期留下的诸多与此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空想。

另一方面，则是千余年间此起彼伏的斗争、起义，带来的种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的思潮。

也即是说，在大顺的先发地区，一些能、也只能诞生在“新旧之交”的一些思潮，已经开始出现。

这些思潮，主观上，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为了多数人”。

但客观上。

要么：

是陷入【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的空想。对于社会未来的构想，只是把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即财产的平等占有）为社会变革的直接目的……】，即资本主义发展期的第二种私有制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的一种反动。

一方面肯定私有制、另一方面又从人道主义的原则幻想着不要出现剥削和两极分化的那种以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为基础的私有制，从逻辑上就陷入了一个需要“机械降神”的死循环中，因为这一套东西，所有制和生产没有任何关系，而私有制纯粹是一个意志的结果，而意志的结果意味着需要一个名为“守护私有制；但又不准兼并、不准压迫、不准剥削、不准低买高卖、不准投机、不准赚超额的利润、不准囤货居奇”的神明来守护这种意志在现实得以实现。

要么：

鼓吹性善、鼓吹爱、鼓吹仁义道德。

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起劲地咒骂资本主义是一种罪恶，因为它使小生产者、小农等破产。

把宗法式的小土地私有制理想化，主张无代价地把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困者，甚至主张把无产者变为小生产者。

要么：

则陷入一种【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的某种必然